死亡四谈：艺术已死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死亡，延伸的方向，则是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也是大家在封面上看见的那四个字——“艺术已死”。我们上期节目说到了21世纪以来的新兴技术，文化产品在当下受到了追捧。资本不遗余力地以一个单一机制的方式，将文化包装为商品进行生产与贩卖。一切都源自我们自身对这类文化商品有着极大的需求。需求的是文化产品所能搭载的意象，而其意象建立的叙事性，能够满足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古以来的故事欲，从而使得真正属于自身的自我的存在得以显现。也就是从某一文化产品而起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不受社会现实规制的完整自我，使得我们能够察觉或看清自我的存在。但围绕着这种供需关系而产生的问题，也显现了出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化产品们，几乎都是在一种单一机制下被生产而出的。目的则是为了能够使它更加通俗易懂地被推销给有着故事欲需求的大众。这免不了会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在单一机制下的泛符号情形。就比如我们在观看某些影片，或是游玩电子游戏时，只需观察理解一些被展现在表象上的符号，便能通晓它的含义。就比如某位角色的正邪，甚至某位角色的性格与过往，理解的速度不亚于我们在看向红绿灯符号时的那般水到渠成。

于是，人文领域的哲学家们、艺术理论家们、诸多的批评家，便向我们投来了一份担忧。这份担忧语出惊人地写道：“艺术已死。技术开创了一个艺术死亡的时代”。本雅明是最先开始忧心忡忡的那个人。感性的本雅明害怕摄影技术的可复制性会将艺术品的那些独一无二的韵味冲淡，独属于艺术与人类的生命火光也会在批量生产的节奏打击声中逐渐消逝。然而，无论是本雅明，还是其他的哲学家，亦或是作家、艺术家们如何担忧技术或对艺术带去的冲击，肯定都没料到，最终对艺术产生威胁的并不只有技术本身。既不是相机，也不是摄影机。艺术的独特韵味并没有被这些物质剥夺，属于人类的生命火光也已然存续。在我们当下，真正威胁到艺术生命本身的，是一个被大写而出的“我们”。在技术还并未显现出其力量的时代里，哲学领域认为，大写的“我们”所代表的往往是美好的未来。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将这份美好的未来总结为生与死之间所能出现的大写的“裂隙”，规则的是纯粹的梦想。在巴塔耶眼中，那份梦想是神圣的。然而到了技术爆炸的我们当下，那个美好的大写的“我们”消失了。或者说，他被异化为了另一个被大写而出的“我们”——一个堕落的大写的“我们”。

我们先不去评判巴塔耶的这一论述。作为海德格尔与尼采的思想继承人之一，巴塔耶的论点通常都非常的极致，因此也会招来学者们的诟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巴塔耶为我们预言的那些事情，那些他为我们当下人们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所展开的注解，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拆解，就能够近似地还原巴塔耶所讲述的末日与灾难究竟是什么。巴塔耶口中的那个曾经的“我们”，之所以单纯神圣，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还没有被他者影响，统一成一个单一的形态。梦想对大写的“我们”而言，既可以是统一的目标，也可以是流淌在个人时间之河或私人意识领域之中的浪漫。而到了当下，某种外在的力量整合了我们的意识，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统一，梦想变得统一。甚至属于我们个人的时间之河，以及私人意识领域之中的浪漫，也会受到它的干扰。那个外在的力量，就是在技术性大爆炸之后的、能够使得信息高速传播的互联网。互联网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舆论场，并且这一舆论场隔绝于社会现实。或者说它重叠于社会现实，既是现实的，也是虚拟的。我们在互联网上说话、发表言论，谈论某件事情的发生、某件已经发生之事的始末，看似围绕于社会现实层面，然而实际却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恰恰因为我们都不以绝对真实的面貌展现出一场舆论所应有的姿态。这便意味着社会规则的短暂性、失效。道德、人性以及基本的尊重，都会在互联网的独特舆论场中网开一面。这也变相地促使了人们在无需遵守规则的互联网舆论场里，展现了最为丑恶的人性。心理学对此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解释：因为社会现实搭建的高压环境规则，驱赶人们奔向一个类似于意识流般的林伯玉之中，宣泄自己的情感，享受跳脱规则束缚的瞬间。

然而，哲学家们对此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因为互联网搭建的舆论场所建立出的共识性，使得人们的个性化，被“个性化”解释来说，就是我们的个性，永远被互联网的舆论场，那个被大写的“我们”，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给出定义。并且那个被定义的“我们”并不会区分此类被定义而出的个性化形态的好与坏。甚至会去破坏某一事物其原有的含义，以迎合这个定义了我们、叫我们对其顺从的、被定义的个性化。就比如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风靡了一阵子的“超雄”二字。在许多人以此为乐，并征得舆论场中的目光时，几乎忽略了疾病或缺陷是不应当被轻松定义与娱乐化的这一边界。可怕的地方在于，如果互联网的舆论场只是影响我们做出类似于谩骂、污名、诋毁或仇恨的行为，去定义、甚至确立的，仅是与娱乐化相关的语言模式的话，那它其实与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艺术已死”的话题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可能需要制作的是一期关于现代人为何有着轻微精神分裂的节目。然而真正可怕的是，现代艺术曾做过的一件事情，一个它自认为应该属于良性发展的转向。超现实主义者们、达达主义者们为近现代艺术敲碎了艺术的边界。他们认为传统艺术领域的精英主义是教条，是阻碍艺术发展的壁垒。并且他们提倡将艺术交还给人民，并以技术为导向，将艺术所承载的美好与梦想播撒出去。以当时的视角来看，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艺术戳破了传统的壁垒，进入到了大众视野，使得每个阶层的人都能触碰到艺术本身。然而，雄心满满的艺术家们铁定没料到，一个蒙蔽了艺术的、至今使得它仍未苏醒的梦魇，在21世纪悄然进入了艺术的梦想。

不用多说，将艺术大范围地归还给人民，意味着批评家们的集体出走。艺术领域的无事可评，几乎在现代艺术的革命之后，成为了一种常态。自然而然，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批评家们丢了饭碗。而为了能够继续霸占人文领域的艺术，稳固其价值，从而更便利地对其商品化，它必须寻求一个通路，掌握一个能够影响并调节后现代艺术其价值高低的操纵杆。此时技术提供了支持，这一支持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所诞生、重叠于社会现实的舆论场，拥有一种隐秘的魔力。每个人在这里都成为了“皇帝新衣”里的主角——皇帝，但又并不确切地知道彼此的形象。我们可以轻松地在互联网上寻找到一种范式：资本为了利益，人为地操控舆论，精准地更改、调节，甚至为某一身处于互联网之中的群体直接做下定义，并叫他们追逐那一定义，以混淆好与坏的界限。事实上，在一种共识性的狂乱之中，在情绪飞舞的互联网舆论场里，好与坏对于个人而言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往往在其中能够看见或触碰到的，都是资本为我们确立的价值。注意，我们这里说的资本不是公司性质的资本，而是凌驾于公司性质之上的资本本身。就单一的公司而言，它也必须听从于最上位的资本对市场做出的价值界定和规则。就像“钻石的价值是否拥有钻石的价值”这样的思辨一样，一般性质的公司，不会尝试跳脱或打破这样的边界与规则。

换言之，互联网的独特舆论场使得好与坏变得模糊。悲剧性的地方是，那些能够争得人们眼球的舆论场，通常都是狂乱的舆论场。由被定义的个性化扬起的情绪狂潮，掀翻了理性，使得人们如同提线木偶那般，将喜好、理想、爱好、甚至私密的自我，全权交托给了那个大写的“我们”。而它呈现的姿态，正是巴塔耶所诉说的魔鬼的符号。集体的力量是可怕的。一个大写的“我们”代表的正是集体的力量，也是现实不可比拟的、无法轻易形成的舆论浪潮。它可以轻易地决定一个事物的好坏、生死，其中就包含了我们所诉说的艺术。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品的价值判定，如今全权移交给了由资本把持的舆论场本身。又因为现代艺术打破了艺术的边界，艺术回归人民，使得艺术品被牢牢地把控在了等待估价的原地。金钱价值高的就是好的，金钱价值低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它是坏的，但一定是等待着被淘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艺术蓬勃发展的那几年，艺术家们不仅仅将艺术归还给了人民，归还给了我们。随着艺术一同归还我们的，还有着自我的存在。用海德格尔、斯蒂格勒、德里达、胡塞尔、拉康、罗素，包括刚刚提及的巴塔耶，总之，现代、近现代能被我们叫出名字的学者大家们的话来总结来说就是，随着艺术一同归还给我们的，还有着存在与梦想。曾经高悬的艺术品，那个象征着美好集中体现的美好本身，那个意味着梦想做下了理想的艺术，被归还给了我们。换言之，人如今也面临如同艺术作品一样的处境。这已经不再是小众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命题了。即虚拟空间的数据导向，替代了主体性的价值取向，甚至替代了作为主体的我们的选择。变相来说就是，如果我们承认“艺术已死”，也就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我们自我的存在依然被剥夺了。只是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以哲学的逻辑来看，自我的存在被完全剥夺，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价值取向可以被篡改，艺术作品的价值高低可以被操控或打压，但其本质不会发生变化。我们只是现实的、限定地被影响了而已。

斯蒂格勒就此写道：“虚拟空间并不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个空间，而是世界自我投影所借助机制的拓展。它具有前所未有的时效性，并促生了一个新的假象：失语。”努力为大写的“我们”提供了新的天地，也为可怕的诱惑开辟了新的纪元。属于我们自身的存在不可能轻易消亡，否则你就不会感到生活的无聊，并以此为动力去互联网寻找所谓的乐子，去展开虚拟的娱乐，包括电影。因此“艺术已死”，目前依旧只是一种担忧。因为我们自身存在的理想还没有被浇灭。即使社会现实连携着资本告诉我们，某些工作、某些学历、某些专业、某些梦想是不着边际、是低价值的道路。我们也会一般地听命于它告知我们的高价值安排。但理想终究是理想，它只是等待着从思想中迸发、喷涌而出的那一天而已。否则，我们不会渴求一份来自于技术、文化、产物应声而出的、属于真正的自我的存在。艺术也是如此，它所经历的灰暗年代，不只是当下属于它，曾经璀璨的年岁已然过去，而如今式微的它，犹如黑夜中的星星点点那般，提醒着我们，它依然高悬在夜空之上，只等待着破晓时分的来临。

不过如果连携着以上问题的我们，继续深入反思的话，就会不由得将话题转向连接着死亡的又一个沉重话题——两个字：“自杀”。也可以被读作“究竟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破灭的状态”。也许作为哲学领域以及艺术领域中最为严肃的话题，自杀应该是考察这一状态是否显现过、是否正在显现的最好对象了。在这里，让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请大家与我一同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要选择自杀，我们会以何种方式来谋杀我们自己？我先自告奋勇地来谈一谈我：尖利的刀子、结实的绳子、温柔的水、高耸的天台、一瓶有着致死功效的化学品，或是电视剧中经常演绎的那样，通过燃烧将氧气慢慢挤压，把自己活活闷死。我思考了很久，思考了一大圈，想象了很久，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死状，以及究竟会不会有人惋惜我的消失，想到了那些略带自我同情的自恋与自爱。死亡在此刻成为了我个人的想象。我会不自觉地联想死亡发生之后的事情，以及死亡尚未到来之前的种种准备，但却几乎不会想到死亡发生的过程。似乎死亡发生的过程在某一瞬间被切断了，我们更多考虑的是死前准备与死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