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谈话：现代虚无主义的症结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亲身经历过类似于这样的感受：当自己身处于某个群体之中时，在一个不被人察觉的瞬间，群体的身影，那些朦胧的声响突然安静了下来。自身像是被某份不知名的力量脱离了那一群体之外，叫我们以一种难得的、更是令人后怕的姿态，凝视着那一群体，以及正身处于那一群体之中的我们自身的存在。许多人会将这份姿态形容总结为“神游”。可怕的不是出神带来的心不在焉所可能会酝酿的社交事故，而是我们往往都在这份神游中体察到了一丝丝疯狂的气息。即使我们不愿、也不愿意用“疯狂”去形容那份神游之下的感受，但它也不可否认地为我们带来了一份在诡异感受下的疑惑：就是这一切是否正常？

以群体的观点和视角来说，疯狂往往会被放置在个人的视域之内。也就是21世纪心理学学者们，以及近现代哲学大家们反复述说的，所谓“是否疯狂”、“正常与否”，通常都是以结合了场域的群体、其态度、指向或信念方向，来与个体进行对比而得出的。就比如在我们目前所身处的社会现实之下，在一个求学或争取社会阶级的场域中，若有人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群体里，摆出一个所谓开明的态度，为自己的子女选择了一个并不被社会现实所认可的求学方向，就会被在那一群体之中的其他人、其他家长们认作为“疯狂的”。我们就此会发现，在此场域之中的人们，也就是所谓的家长们，可能并没有任何的现实交集。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都不曾建立沟通。更会发现，这个经由群体被对比而出的“疯狂”，只能被算作为一种形容。实际上，红极一时的现象级哲学家福柯的大多数理论，就是借由这一点出发的。以他的视角来看，这种散漫的疯狂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群体在使用权力对个体进行压迫，并迫使其顺从，甚至服从群体的命令。如果有人在群体之内反抗，那么他就将会成为群体的敌人。“疯狂”、“疯子”、“不正常”、“愚蠢”便是用来标明敌人的符号。假如我们一心从福柯为我们留下的哲学记号进行追踪，势必会将话题引向权力以及权力的凝视，恐怕会与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疯狂”相去甚远。因为实际上有一个真正的疯狂，隐藏在了这段很难被追溯清楚的逻辑序列之中。它需要我们暂时地将视角从集中在个体的被压迫或自由意志的回旋之中解放出来，将它投向群体的轮廓，并深入进去，体察一丝不那么容易让人察觉的“不正常”。

为此，我这里有一个诡异的小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生活在社会现实下的一个自然小群体——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在一个更是普通不过的日子里所进行的一些、可能并没有或无法将作为聆听者与旁观者的我们认为“普通”的诡异事情。这个故事总结起来可能就那么几句话，它这样写道：“有这样的一家三口，每一年都要在一个看起来和那一年里的每一天都没有任何差别的日子，举行一个仪式。仪式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复原一张照片上的场景。自然仪式过程的唯一参考与参照，就是等待着被复原的那张相片。它被端端正正地挂在餐桌之上的墙壁上，等待着家庭成员们的就位，复刻出它所记载下的内容。父亲按照照片的记载端坐在桌前，母亲则是准备饭菜，开始描绘照片显现在桌子上的各色菜式。而家庭成员之中的孩子，也像是被感召一般的被召唤回至这个家，也许在年岁上相比相片上所记录的姿态，他已面目全非，但也依旧仪式般地尽力还原相片上的场景”。我敢相信，各位的敏锐一下就洞穿了这一被我形容为“诡异”的仪式，它其实就是“庆典节日”。并会认为这所谓诡异的仪式，其实再正常不过了。如果各位有着类似于刚刚那样的想法，甚至做出了一个我在故弄玄虚的结论，那么这有可能是我在这期节目里最应该庆幸的事情。因为这预示着我们接下来的解释在各位眼中就不会显得那么艰深了。

之所以各位会产生出疑惑，或是做出一个我在故弄玄虚的论断，都是因为各位正身处在某个群体之中，并认为这一群体正在行使的行为，诸如节庆行为是相当合理的。确实如此，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在探讨它的合理性，而是在进行一个反问：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反复地进行这样的行为？为什么要复刻一个来自于过去的场景？复刻一张相片所记载的内容，即使时间的烈焰已然灼穿了相纸本身，使得它成为了一份意象，一个牵连着过去的、徘徊在回忆性质内容之中的意象，也叫我们不停地去追寻它，复刻它，年复一年地完满它的存在。假如我们拨开群体的身份，自觉地从群体中出走，秉持哲学的理性，以一个他者的视角再去凝视刚刚我们所诉说的内容的话，一切就会变得明晰起来了。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能够体察到那份被我们形容的“诡异”究竟在哪里。似乎有某种不知名的力量，使我们在重复某些重复的行为，不停地行使某份存在于群体记忆之中的行为。那张高悬在餐桌之上的相片，此时既是一份意象，也是一份象征。象征着我们各自的追求，却最终下落在一份群体的记忆之上。以局外人的视角来看，这一仅存一天的光景实属诡异。合家团圆成为了一个符号，指向的并不是幸福的本质，而是时间性的烈焰，一个容易丢失自我的“失乐园”。时间戳穿了我们保有个体思想的维度。理性此时不会也不能发挥作用，它被群体的盲目所抑制，亦如勒庞在百年前诉说的那样。我们在此时此刻、此种情形之下，只会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着正确的事情。当然，我们并不是在借由勒庞的观点，或福柯的视角来阐述欢庆节日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我们来此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并见证一种疯狂。我猜各位已经体察到了，它就显现在了各位对刚刚我们上述言论产生出小小疑惑的那一刹那。

我们曾经大段落地论述过，属于我们个体自我的存在本身并不存在于当下和过去，而是显现在未来之中。换言之，当我们信誓旦旦地准备把握并理解当下中的自我存在时，会恍然发现它已然成为了过去。而“过去”二字的模糊，又无法使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共同认可的公共概念。也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可以将其牢牢把握的逻辑链条。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各自的存在，只能在一个反直觉的、一个不会叫我们轻易认可其可信的、一个一切都可能会发生的未来，那为何我们会莫名地开始怀念过去，并以一个行动性的、属于未来的自我个体的存在姿态去仪式性地怀念呢？为什么这一切是否正常？换言之，为何我们执着于缅怀与感受过去那已无法被揭示的自我个体的曾经之存在？又是哪种力量催使我们莫名地进入一种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共同去感受和欢庆所谓的节日氛围，去还原或纪念一个叫做“合家团圆”的意象？

德国哲学家尼采，给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答案。在他的著作《悲剧的诞生》中，他描绘了哲学领域之中的著名理论，就是“酒神精神”。酒神精神的由来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内容，也就是上面举出的那一三口之家的诡异小例子类似，并且它更能使我们感受到其中的疯狂性质。酒神精神来源于古希腊文明的酒神祭奠。在这一庆典之中，人们行使与恪守一份共同的意向，便是打破禁忌、纵情欢愉、解放自身，以使得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这预示着人们会放弃文明本身，投身狂放与野蛮的一端，使自我处在一种去理性的失控状态。如若以现代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酒神祭奠，包括去拆解我们当下的节日庆典的话，大可以用“找个理由畅快发泄，痛快玩乐”来一言蔽之。也就是说，现代的科学视野，依旧将这些内容解释为理性的，即使其中显现了非理性或去理性的内容，也只是认为他们用理性编织了一个能够暂时抛却理性的契机或理由而已。只不过尼采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酒神祭典中包含着一份迷狂，一份柏拉图在讲述审美时所诉说的迷狂状态。只是待审的对象已然不再是艺术作品，而是我们自己，也就是属于我们各自个体的自我存在之本身。

在尼采的思想中，由酒神祭奠而来、酒神精神下的那份迷狂、那一恍惚之间，使得我们在理性中不能被整理或总结而出的属于过去的自我的存在显现了出来。此刻，在那一恍惚之中的疯狂下，人与人抹除了各自存在的边界，成为了一个整体。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整体在诉说的并不是群体本身，而是跳脱出了在仪式庆典之中的群体躯壳的、已然完全显现出各自灵魂的、被尼采称之为“观众”的一个整体。也就是说，那个被我们自认为正在庆典之中的“我”，早已剥开了群体的躯壳，自觉地出走到了观众的位置上，冷静地凝视着发生的一切。就像各位在我们上面举出的例子中，所想要进行反驳的短暂冲动一样，我们冷静的、犹如恶魔一般的注视着被快感与盲目所牵动的、那一被理性誉为野蛮或幻想的一切。我们用理性疯狂地将一些去理性的行为看作为平常或本应如此的事物。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在庆典之中，无论是如今流行在社交行为之中的大型音乐节，或是所谓的传统仪式或节日时，都自以为是在理性之下做出的行为，而忽略了促使我们进行这一被称之为理性行为的潜在力量。就像在节日之中被酒神灌醉了一般，理性地享受着一份“醉境”。而这一我们自认为是秉持着理性的享受，实则是去理性的、最近之短暂姿态，就是一种疯狂的状态。我们冷静地看向了真正的自己，并为各自以往的存在献花。看似是一份对于过去的弥留与怀念，实则已然跳跃至了未来，以一个疯狂的状态行动至未来的存在之中。例如哲学家尼采所诉说那般，庆典节日的疯狂，与伴随着它而来的种种诡异与反常，那份迷狂的姿态与疯狂的状态，提醒了我们人生的悲剧性所在。也像我们今天用来举例的三口之家一样，阖家团圆的意象，实则是一个悲剧的意象。只有还未达到所谓合家团圆的家庭，才会想要为其献花，以寄希未来能有真正的合家，以及不需要约定才能达成的团圆。庆典的快乐所释放的不是快乐，而是希望能够快乐的、属于曾经我们个体自身的存在本身。

就此，我们揭示出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疯狂。只是我们会发现，这份疯狂在哲学家尼采的注视下，与一个十分古老的事物有着高度的粘合。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它总结为“宗教行为”。

实际上，各位也不难发现，在上面的疯狂一谈之中，我们所述说的疯狂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具有某种似乎无法进行合理推理的命定感。学者这样形容这份命定：“像是一把万能钥匙。就像某人在某天声称自己制作了一把能够洞开所有门扉的钥匙一样，在探索欲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带着这把万能的钥匙来到门前，仅仅只是尝试了一下，轻轻地扭动了一圈，便惊呼：这把钥匙居然拥有着能够打开所有门扉的神奇威力！即使我们只是以自己的家门进行了一场没有任何依据的实验而已。”这一切是否能够被解释为某种巧合？如果是巧合，那为何它能够准确地洞开我们各自所想要打开的那扇门呢？其实许多学者们都曾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这样的巧合进行过解释。他们将其称为“解释功能的颠倒”：“问题与答案成为了相互的解释，锁变成了钥匙，钥匙也变成了锁”。不用多说，这样的解读听起来就足够对应我们今天的主题了，足够的疯狂了。那么这一疯狂的解读，即“锁变成了钥匙，钥匙变成了锁，问题与答案成为了相互的解释”，我们究竟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理清一些现实问题，并在理清了那些现实问题之后，去追溯一个隐藏在现实问题之下的根源。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其实并不是世界本来的模样。也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自然，往往并不是真正的自然。以一种古老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们所认识的自然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个是各位所熟知的，所有现代人类面临着的、经由改造后的生活环境的自然。也就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空调、沙发、铁路、公路、飞机、公寓、电灯、网络。这些通过改造原本的自然世界而得来，一个独属于人类的自然环境。它之所以会被我们认作为“自然”，是因为现代人类直接降生在了这个独属于人类的自然环境之中，犹如遵循所谓野蛮自然法则那般，去遵循这独属于人类的自然环境之中的社会法则，包括了道德、规则、法律或是某份仪式行为。而另一个自然，作为现代人类的我们必定是陌生的，也就是属于这颗星球的一个没有被更改、一个没有被作为人类的我们改造并加以利用的“世界之自然本身”。它自我们诞生之前就一直存在，从未消失，不断循环着属于它自己的内在法则。人类只能作为一个观察者，利用双眼与思想去探寻它的内在法则，但无法把握住那内在法则的根本。愈发不断地探寻，只会不断加深我们对于那一“世界自然之本身”的陌生。

显然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说法。二元对立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轻松地通过对比，使得人们快速地切入某一思考的节点，迅速地进入某个思维殿堂之中去思考，并得出或总结出在一个对立之下显现而出的现象。只不过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它只能片面地显现出某一现象的一面，但无法解释它的全貌。就像我们刚刚所言说的“独属于人类的自然”以及“世界自然之本身”一样。二元对立显然只能显现出作为人类的我们以及人类文明发展至此所面临的困境与弱点而已。当然，我们与各位急需解决与寻求的答案，并不停留在这一二元对立之下的片面之中。相反，它显现在了它们之间。实际上，在人类的自然与世界的自然之间，还拥有着一个“中间地带”——一个现实意义上不属于现实，但在非现实意义上经常会被我们认作为现实的中间地带。它在人类自然与世界的自然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纽带，以保证作为人类的我们，不会完全被隔绝于世界之自然本身。换句话来说，这一中间地带就是上面所诉说的那把“万能钥匙”。它既是锁本身，也是钥匙本身。它既包含了我们对世界万物的种种困惑，也包含了我们对于那些困惑的一份自明性的答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中间地带还有着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如若不对其加以掌控，那么它就会在某种疯狂的撺掇下，摧毁在这个中间地带左右两边的任意一边。要么它会摧毁独属于人类的自然环境，要么它会蚕食世界之自然本身。也因此，我们便见证了一些学者在自己的论述中，阐述了这样的一份事实。它这样写道：“作为这个总和的一部分，作为自然的一个例子，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随时随刻都可能被巨大而盲目的自然力量压碎。它在这宇宙之中的存在，只是一个盲目的偶然。它的毁灭也同样盲目，是一个偶然而已。然而，作为一根思想的芦苇，它不是这个总和的一部分，它不属于这个总和，它与这个总和是极不相同，不可比较的。如果自然压碎了这根芦苇，那它是出于无心，而这根芦苇，也就是人，哪怕在被压碎的时候，也能意识到自己被压碎了。”就此我们会发现，作为“思想的芦苇”，也就是作为一个能够思考、拥有意识的人类，在面对那个被我们形容而出的“万能钥匙”、实则为中间地带的混乱领域时，会很容易受到疯狂的摆布。当“世界之自然本身”占据上风，我们便会被压倒，去摧毁作为人类的我们所建立与打造的一切。而一旦“独属于人类的自然”占据上风，我们也会如同被狂风吹过的芦苇一般，倒向一边，压倒、摧毁“世界之自然本身”。无论哪种情况出现，所酝酿的都将会是一种灾难性的结果。

幸好人类能够思考，在思想的作用力下，人类凝视着中间地带，打造出了一个能叫“万能钥匙”显现在现实的事物——它就是“宗教”。宗教将盲目的偶然性，套上了万能钥匙的外壳，将自明性的那份感召解释为神明的力量，将一切在当下不能被解释但却被我们了然于胸的事物进行了具体化的表现，使得一份不能被逻辑解释的解释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读。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宗教控制了疯狂的滋生。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它成为了疯狂的最大载体。用一种粗劣的、不准确的话来说，就是宗教成为了疯狂本身，因为它需要成为疯狂的代言人，以控制人类不被疯狂侵蚀，从而做出自我毁灭的行为。这时已然成为了疯狂本身的宗教，不代表任何的组织，不代表具体的神明，它只暗喻我们作为人类的整个群体。换言之，人类对于“世界之自然本身”已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宗教。它的具体教条随着时间而转变，有着许多不同的名字：家规、族规、道德、法律。而其追随的理想却不曾改变，那就是寻找存在的意义，摆脱一份处在两个自然之间的迷茫，满足一份解读一把万能钥匙究竟为何的欲望。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意识地成为了群体的信徒，加入了一个叫做“人类”的宗教。为了一个被标记为意义的“不存在的神明”而创造神明，为了摆脱迷茫而限制行为，为了满足欲望、控制疯狂，而打造一个隔绝于“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独属于人类的自然。这也可以被誉为“宗教的自然”。此时，人类二字的宗教形成了一个思想的堡垒，被建立在了两个自然之间的中间地带，为的则是抵御疯狂的侵袭。

只是堡垒并不是牢不可破的。相反，它在一种古老的虚无主义催化下，孕育了另一种疯狂的诞生。这种古老的虚无主义，在我们所身处的当下看来并不虚无，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积极的思想。它主张一切的行为都应该围绕于结果与目的。换言之，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该为了人类自身。那毋庸置疑，这一古老的虚无主义，打破了那一刚刚被我们誉为宗教的堡垒所守护的中间地带。妄图切断人类与整体现实之间的，也就是人类与世界之自然本身的联系。它在人类思想根源上的渗透，造就了如今被我们熟知的狂热：信仰狂热、理性狂热、科学狂热，或是娱乐至死的狂热，都是它一手缔造的疯狂。就此我们会发现，在今天的这一探讨之中，赫然出现了两种疯狂：一种是我们刚刚提及的、在一个古老虚无主义之下诞生、由被称为“人类群体”的一个意向上的宗教孕育而出、独属于人的疯狂；一个则是本就存在、属于“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后者代表并表达的是一份迷茫与孤独，前者则揭示了想要摆脱那份迷茫与孤独的盲目。它们二者又毫不令人意外地统统指向了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那中间地带互相映射着彼此的存在。如果我们直接以“思想”二字去对那中间地带进行概括的话，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在这其中更会发现，我们似乎是在以一种疯狂的姿态，抵御另一种疯狂的侵袭。就像我们以隔绝于世界之自然的、打造一个独属于我们人类自己的自然环境，去抵御现实所带来的种种威胁一样。毋庸置疑，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疯狂与疯狂飞旋在思想的回廊之中。例如悖论一般的，无法将我们解开它所带来的纠缠。因此它诞生了现代虚无主义，而后更是被我们所熟知的存在主义彻底揭示了出来。但这并不会打消我们继续探讨疯狂本身的热情，即使它处在一个无法让人理清的回旋之中。因为至少有一个切入点，能够叫我们略窥其面貌，至少能将我们两种不同的疯狂做出一个较为具体的区分。它就是被称为“荒诞”的哲学。

以存在的大部分形式，并结合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当下。来审视虚无主义，会赫然发现虚无主义其本身就已经存在着明显的裂隙与矛盾。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眼光之下，真正对立于现代虚无主义的，正是一种古老的虚无主义。那种古老的虚无主义，在我们如今的术语下显得无比地积极。它绝对地肯定着西方虚无主义观点自始至终都纠缠着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神明是否存在？”虚无向被暗喻为宗教的人类群体本身提出问题：“如果神明并不存在？如果那些被人类标记为意义的、不存在的神明是不存在的，那人类该如何是好？”这时，那古老的虚无主义却惊人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便是那个被标记为意义的“不存在的生命”，它肯定存在。在这里出现了一段看似矛盾的陈述，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既然已经确立了神明的不存在，那么又为何要纠结于它存在与否呢？古老虚无主义便是在这样的场域之中，与现代虚无主义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隙。古老虚无主义认为，两种不存在的，前者所指向的是非现实，而后者指向的是现实。也就是神明虽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它以某种我们无法察觉的能量，活跃在非现实的“地狱”里。现代虚无主义与其完全相反，它认为两种不存在的，前者是现实概念的不存在，而后者的不存在是非现实概念的不存在。也就是说，现代虚无主义在科学文化的发展之下，先行对那一被暗喻为宗教的人类群体追寻与标记的意义展开了否定，并将它投射到了现实层面。而古老虚无主义，则肯定着那一被追寻与标记的意义，并认定那一意义本身就是人类本身。

就此，在这两种虚无主义的裂隙之中，另一个围绕着“如果神明不在”的疑问被提出了。德国哲学家尼采发问并总结：“如果神明不在”这样的疑问，其实本就包含着对于神明曾经存在的肯定。它看似是一个假设的姿态，实则摆出的是一个肯定的态度。无论是哪种虚无主义，二者都会被这样的态度引导向极端，也就是“肯定的存在”与“肯定的不存在”。于是尼采抹去了“如果”二字作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帝已死”。这一结论在对世俗的批判之余，又隐含着另一份对于神明的态度，并表达了两种虚无主义接受或拒斥神明存在的理由：即作为人类无法理解生命，因此排斥神明的存在。毋庸置疑，这样的理由，放到我们当下的生活场域的视角来看，会显得非常的滑稽。但是在哲学领域之中，它却显得尤为地严肃。在这里，我们要简单地为尼采表达出的这一理由给出一个解释：这位德国哲学家实际在阐述的是一份事实，以及连接着这一事实的担忧，就是人类由于自身理性的局限性，而无法理解超越了理性的事物，因此便无法探究那些超越了理性的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神明不在”这一问题本身，就超越了人类理性所能探索的范畴，因此其问题本身的出现，就是不合理与非理性的。

现在我们以一种联系于实在的，也就是现实的态度和眼光来看这样的陈述。想象一下，当我们准备着手解决或征服某一难题时，行使某个等待被处理或已经处理完毕的事物时，突然一种思想钻入了我们的脑内。理性犹如木偶那般的，被外部的某种力量摆弄，并向我们发问：自己所努力的方向、解决的问题、争取的目标是否是有意义的？将这一现实中时常会出现的状况，连接对比至我们刚刚的陈述，便会赫然发现，我们实则在自问的，就是那个在现代社会现实下听起来相当不着边际的问题，也就是“神明是否存在”。实则这样的问题是无法被解决的，因为它已经完全脱离了理性所能够掌握并加以思辨、得出结论的范围。没有人能为未来10年做出一个理性的预测，并总结出当下自我为未来10年所行使的行为是否拥有一个意义。更不用说，这一意义往往还被套上了虚假的衣壳这一点了。换句话来说，当我们在生活中反问自己意义为何时，实际上就已经坠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疯狂。目的则是为了应对并抵御另一种疯狂的存在，也就是人类理性无法理解并触及得到的、理性之外的所有内容。在大部分情况下，能够被我们察觉到的、能够被我们自觉的一份理解，实则是理性催化下的一份理解。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因为理性自身的局限，而抛弃了理性自身，以一种非理性的疯狂去理解另一种无法被理性触及并理解的疯狂本身。用尼采的思想来述说，它就是以一种超人的疯狂姿态，去理解神明本身，去超越人类自身的理性，从而洞开那一被人类追寻已久的意义。

英年早逝的哲学家加缪，将这种以疯狂的姿态去应对疯狂的内容，将它们二者进行联系的、中间地带之中的堡垒——那个被暗喻为宗教，却直指人类群体本身的堡垒——协作为“荒诞”。在加缪构筑的荒诞哲学之中，我们会很容易就虚无主义想象出类似于这样的一幅场景：一个人在追寻意义的途中备受打击。因为他既不知道意义该如何被理解，也没有发现意义为它所指明的方向。自身局限的理性，只能做出一个“世间万物皆偶然，自我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走在自然之中”的定论。因此他想到了死亡，但死亡在这里并不被作为一种解脱而显现。因为他惧怕死亡所带来的无意义，亦如活下去所得出的无意义一样。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有悖于理性教导之下的行为：他拿出铁锹，一下一下地为自己掘出了一个坟墓。为的不是让自己躺进坟墓之中，而是坟墓的出现，它所指向的死亡，能叫他暂时地忘却缠绕于意义的疑惑，能叫他望见那座坟墓时，体察到死亡所带来的“活着的温度”。那一坟墓便是荒诞显现的记号。而在非理性的驱使下，随着铁锹以及被掀起的泥土一同翻滚的，就是荒诞本身。加缪因此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对一种荒诞精神来说，理性是徒劳的，而在理性之外则一无所有。”并做出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结论：现代人类依赖并仰仗于荒诞才能存在，甚至存活下去。由此出发，我们便目睹了被谈及的两种疯狂的模样。

独属于我们人类的疯狂实则来自于理性本身。人类自我的理性本身，就夹杂着非理性的内容。它以现实为根据，用思想的方法，为每个人类的自我构筑了一个非现实的、属于自我存在之本身的宇宙。个体自然就成为了那宇宙，也就是自我理性的主人。用尼采的思想来说，便是成为了掌握自我存在的神明，是一段非理性的事实。然而，就像人类理性自身所携带的局限性一样，理性往往对于现实，也就是在面对世界之自然本身时，有许多无法作出解释并加以理解的内容。因此，理性也选择了他认为最为理性的处理方式：便是以存在于自我之内、被理性构筑而出的宇宙的非理性，也就是要我们以自身存在之非理性本身，来面对世界之自然本身，以非理性的姿态去面对只能被作为与理解为非理性的内容，以疯狂去面对只能被我们理解为疯狂的位置。直到我们习以为常，便形成了荒诞，成为我们回旋于已知与未知、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砝码。另一种疯狂，也就是世界之自然的疯狂，也许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疯狂，但因为人类自身理性的局限，而不得不将其认作为非理性的对照，为自身存在这本身所构筑的自我宇宙之中的一份非理性。之所以理性在一个我们无法自觉但能够自明的状态，做出这样的判断，并催促我们进行种种非理性的行为，都是因为它们之间本身就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疯狂的类型，以及荒诞的显现。它充斥在生活的或是非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工作、学习、艺术、文学，或是联系与自我的审美，都显现了这两种疯狂，并被荒诞连接至一个整体。我们接下来就将从艺术的角度来探讨这两种疯狂，以及作为其纽带的荒诞，并以此去考察由刚刚讨论所指向的另一个疑问：也就是由人类理性所构筑的那一宇宙，乃自我之存在本身，假如其非理性对照于无法被理性解释并理解的、世界之自然的非理性，也就是自我存在之本身的无意义与世界之自然的无意义，能够相互对照并有着相似性的话，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理性，是在潜移默化地按照世界之自然本身，构筑我们的思想，形成一个属于自我存在之本身的宇宙呢？或是用哲学家尼采那般神话性质的字词来说，我们究竟是按照神明的模样塑造了自己，还是神明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了我们？

在经历了之前关于疯狂的三场谈话之后，我有理由相信，跟随至此的观众们都积攒着一种情绪，一份想要给我们之前的所有论述套上迷信外衣的冲动。我自己也是如此，毕竟诞生并成长在科学时代的种种经历，使得我们潜移默化地产生出了那份排斥的情绪，极力地以理性或非理性的方式，拒斥任何想要准备挑战当下理性网络的事物们，自然也包括了曾经也被视为理性、如今已然被叫做迷信的各类事物。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在于，在哲学领域中，有一种观点并不认为如今被我们视作洪水猛兽的“迷信”是危险的。它认为迷信实际上是一种启蒙的征兆，并以此加以注释，陈述曾经属于所谓宗教团体的迷信，已经走向了个人。它这样写道：“普遍被忽视的是，辉煌灿烂的表象在战争和类似战争的运动会中的古代民族能量和民族激情，如今已转变成无数的私人激情。恰恰是在那些衰竭的时期，悲剧会遍布家庭与街巷，会诞生伟大的爱与伟大的恨，而且知识的火焰会照耀苍穹”。这种哲学观点的发起人正是尼采。由之前的讨论，我们很快便能理解尼采为何会想要为迷信开脱，因为他所谈及的迷信，正是我们之前所讲述的非理性，是我们用以对抗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的那一疯狂。对此，只需要稍加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在艺术领域之中，好像也弥散着疯狂的身影，那份迷信的格调。

似乎艺术一直处在一个生长的状态，一个由启蒙走向另一段启蒙的生长的过程。用我们疯狂谈话这个小小系列的语境来说，就是艺术似乎停留在了两种疯狂不停回旋、对抗着的状态之中。夸张一点将其形容出来，就是属于人类个体的自我的疯狂，被理性编织成了一个框架，一个富有理性、也必须拥有逻辑序列的框架。而后属于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跃动在这个框架之内，就像一幅被画框固定在墙面上的绘画作品一样。绘画的内容隐含、更充斥着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只是它被属于人类个体的自我的疯狂圈出，并加以了限制，才得以教我们在欣赏那些作品时，不会产生出理性的不解。自然，我们也会对某位艺术家的作品做出极尽荒唐的评判，但绝不能忽视的是，这一极尽荒唐的评判，恰恰是理性引导我们做下的非理性的判断。从这里出发，我们发现了艺术本身所蕴含的矛盾：艺术家们妄图用一种疯狂把持并描绘另一种疯狂。例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谈及阿尔特·多费的名作《亚历山大之战》时那样，阿尔特·多费以一种理性的疯狂，被理性称为“时代错置”的方式，去刻画、描绘了另一份战争的疯狂，实则是在描绘一种在世界之自然把持之下的、指向人类的、也是指向动物的暴力本性。也就像我们在谈及亚历山大大帝或是凯撒等历史名人时，经常会出现的那一字词“征服”一样。这个小小的文字符号，它也包含着这两种疯狂的对抗与回旋。它被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将暴力包裹了起来，使它成为了悦耳动听的“征服”二字。与其相似的还有“掠夺”或“谋杀”。毋庸置疑，它们所能承载的内容，远不及我们亲眼目睹一场流血惨案要来的疯狂。但它们往往传达或描写的，恰恰都是那般疯狂的场面。

很快，各位便会在这其中察觉某样至关重要的东西，好像被我们遗漏了。就像大家都能体察得到的那样，也许那一被属于人类个体自我的疯狂所限制的疯狂，无法展现它本来的模样，但我们也依旧能够感受到它的姿态，以及它在阴影中妄图突破限制与它的框架的冲动。尼采的一段话就表达了类似于这样的感受，他说：“从生活本身之中发现了生活的目的。这种目的是受到外部的否认的。这种生活就其本性来说是增值、丰富和发展。它趋向于完满与力量，趋向于一种从它本身流溢而出的力与美”。尼采所表达的观点与近现代的许多哲学家们的观点相似，他所诉说的实则是一份生活本身的积极与消极的对抗，并被外部的力量所否定。这意味着，来自于我们内部的、被用以对抗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时常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积极的与消极的状态。这份积极与消极，通常被写作为一个整体——“颓废”。我们通常提到颓废，都会将其理解向消极的一面，忽略它积极的意义。实际上，颓废不仅仅蕴含着自暴自弃的情绪，表达消极的处事态度。同时它更代表着人类作为个体存在时的自我审视状态。就像我们在开头提起“迷信”二字一样，颓废往往表达着一种自我启蒙的状态。我们在面对生活外部时，那无法被我们插手的生活环境，那由秩序与原则建立起的环境时，颓废的消极一面便会显现。我们以一种消极姿态下的疯狂，去理解生活外部投射而来的疯狂。而一旦生活外部的干扰消失，哪怕只是给予我们一丝喘息的机会，我们也会在面对真正的自我时，使得内在消极的疯狂逐渐地走向积极。

在这一点上，面对艺术作品时的审美过程，就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提示。我们在凝望艺术作品时，甚至凝望来自于外部生活或外部世界的某一场域、某处绝景时，进入的往往不是由作品本身或风景构筑而出的所谓现实，而是进入到了属于自我个体存在的宇宙当中。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不受外界滋扰地展开了自我审视。一切关乎于美的开端或结尾，无论是定论式的还是推断式的答案，都全权由我们个体的自我之存在得出并坐下。换言之，我们进入的实则是一种积极的颓废状态。积极地拒斥并忽略了大部分被我们认作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外部生活、外部世界。短暂地否定了理性的知识为我们圈定的框架，投身到了自我们诞生以来的原初的理想之中。自然当审美过程结束之后，我们又会回到一个消极的状态，被动地接受由理性主导的框架。因为我们仰赖于理性为我们所编织的、被我们消极的、自认为理性实则为非理性的疯狂，以去理解或接受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在哲学领域当中，类似于审美过程的自我审视，就是一种自我启蒙的表现。哲学家们就这一自我启蒙写道：“每一种艺术，每一种哲学都可以视为一种救助。它要么服务于正在成长的生活，要么服务于正在没落的生活。它总是预设了受难或受难者。但有两类受难者。首先是那些因生活过度完满而受难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以及一种对于生活的悲剧、洞察力与观点。其次是那些因生活的贫乏而受难的人。他们需要艺术与哲学，镇静、祛迹、风平浪静的海洋。或是另一方，疯狂、骚动和麻木。向生活本身报复。对那些如此贫乏的人来说，这是最能获得满足的一种疯狂”。

不难看出，这份积极与消极并行的颓废，与荒诞哲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因为它正是在荒诞的欲望下被引导而出的。大可说，这积极与消极的颓废，是荒诞能被我们具体观察到的形态之一，更可以说是它显现在我们个体自身存在内部的最为普遍，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对其产生共感的形象。结合到目前为止的我们对疯狂所进行的探索，便会发现，这一隐藏在加缪所描绘的那份荒诞之下的颓废，它所缔造的自我启蒙，有着这样的一个不可回绝与躲避的过程：即为了不被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侵蚀，我们只能以自我的疯狂去对其进行理解或接受。荒诞此时显现，成为我们能够在湍急河流中继续生存下去的求生绳索。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的自我被唤出，展开了自我审视，也就是一份积极的颓废。那一自我启蒙的状态在被开启的同时，另一侧的属于世界之自然的疯狂又被点亮了。那些再次燃起的世界之自然的疯狂，所照亮的是一份自我审美的状态。我们借由一份荒诞的折射，得到了世界之自然火光的映照，从而瞥见了属于个体自我之存在的自由，并深深地着迷于自我之存在本身还未受到理性控制与牵绊的自由状态。而后理性苏醒，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属于个体的自我之存在，被外部社会乃至于外部世界的否定意义，还是无意义的消极，再一次盘踞在了属于个体的当下与未来之中。显然，荒诞的具体形象之一，也就是颓废，提示了我们，属于人类个体自身存在的疯狂，之所以被理性塑造，是因为人类着迷于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于是理性依照世界之自然本身的疯狂模样，为我们自我个体之存在内部打造了一个类似的疯狂。犹如死亡二谈中的那把万能钥匙一般，锁与匙被整合成了一个整体。如果用尼采那般神话性质的字词来说，就是人类恰恰是按照神明的模样塑造了自己。

就像加缪在自己的住处凝视而出的一样：“绝对地否认理性是徒劳的。理性有它的范围，在这范围中它是有效的。这恰恰是人类经验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什么都弄不清楚。如果我们不能，如果荒诞生于此时，那恰恰是碰上了有效但又有限的理性，和不断再生的非理性。”这段文字中被加缪提及的荒诞，其具体的形象，那个可以被我们总结和观察而出的形象，正是颓废——那一自我启蒙的过程。于是我们才不自知地游离在了消极与积极的双重状态里。这无疑也将我们这个小小系列的话题，引向了孤独与仇恨，那个向自己报复或向生活报复的冲动。

孤独通常会被我们误解为一个拥有着两面的生活状态。误解它的正面是能被我们轻易观察得出的，某个与自身有着较多或没有任何交集的他人的生活作风，或是生活行为下的孤单影只。对其进行响应的，是属于我们自身个体做下的判断。误解它的反面则是完全隔绝于他人的，也就是独属于我们自身的孤独。这一面往往不受他人的影响，它会缔造出种种欲望的情绪，其往往和孤独的状态无关。假若我们只是从这样的误解出发去拆解孤独，那我们得到的就只有与情绪相关的内容，最终也会将个体的欲望与孤独本身混淆起来。实际上，通常受到我们误解而得出的孤独的两面，都是被改造与虚构的世界，由我们各自的情绪建立起的假象。就像情绪很容易受到符号的控制与影响一样，一个在社会现实中被树立的简单景观，就能够轻易地捏造你正在饱受孤独之苦的错觉。那份错觉的目的则是出人意料的弱化真正的孤独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为了能够达成这一弱化的目的，它只能将属于我们各自的孤独本身，引导向欲望。对于社会现实的欲望、对于他人的欲望、对于金钱的欲望、对于某个氛围的欲望，甚至是对于身体性的、或直指某个社会现实之下的景观的欲望。换句话来说就是，社会现实往往希望我们只停留于孤独的表面。否则一旦叫真正的孤独与我们自身会面，就很容易塑造出太过迥异的个性。而迥异的个性，则是盘踞在社会现实之内的资本体系最不愿意见到的状况。因此它无数次地向你我诉说：“我们能够容纳迥异的个性，并且我们已经是最具个性的现代人类了。”所谓的“多元化”，便是为了迎合这份回避真正迥异个性而建立起的意识形态。为了对其进行负荷而建立的景观，更是不计其数。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孤独呢？其实经由我们前几谈的内容，结合我们对于疯狂的分析以及荒诞的理解，想要洞穿真正的孤独，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它可以被一言蔽之：孤独就是一种自我审视的绝对状态。在一个我们自身个体不受任何滋扰的场域之中，我们看向并审视自己，绝对地排除外界的滋扰，深刻地强调并认识自我。这就是孤独本来的样貌。只是在轻而易举地得出了这份答案之后，一个可怕的真相也随之浮出了水面：即孤独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但由于社会现实的异化，使得孤独的畸变形成了许多可怕的现象。这些现象滋扰我们，使得我们产生了许多可怕的想法，侵蚀了诸多自我已然无法理解的行为。我这里有一些非常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就比如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受到万人的追捧，无数人都爱戴他、仰慕他、跟随他。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人，他感受到了世界的关爱。世界对他而言，拥有的只有美好。美好也是他个人对于生活的定义。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年纪轻轻的他也依旧会感到孤独。只是这份孤独并不是真正的孤独。因为他在自我审视的状态下，习惯地会将他人的考量作为一种考量。他人对他的赞美，会叫他误认为自我之存在本身已然完美，至少要优越于大多数人。久而久之，一种“目中无人”的态度便被缔造了出来。虽然“目中无人”往往惹人厌烦，但如果结合我们在这一疯狂系列中的论述，再去对那份“目中无人”进行拆解，就会轻易地发现，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其实并没有被投射向他人，而是投射向了他自己。他无视了自我之存在本身，寄居于他人的目光与赞美声中，回避了自我审视的通道，抓住并依据他人对自己做下的判断而做下判断。许多哲学观点将其形容为“行尸走肉一般的活死人”，或是“新时代的弗兰肯斯坦”。而我们在这里应该稍有严肃地拒绝这种调侃，因为那份“目中无人”之下，隐藏着的是一种隔绝于真正之孤独的疯狂。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于“目中无人”之人都会心生厌烦的原因：大多数时候，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对方无礼，而是感受到了一个个体，妥协般地用身体将自我之存在本身（也可以细说为灵魂的存在本身）心甘情愿地自我禁锢了起来。身体此时成为了那一个个体的牢笼。我们在与其对话时，除了他者以及社会现实对那一个个体投射的符号之外，感受不到任何存在的交流。只有不在场的余音萦绕在枯竭的眼眸之中。换言之，“目中无人”之人之所以惹人厌烦，是因为我们在那一眼眸之中感受到了一种疯狂。

与其相对的，则是另一种态度的显现。就像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出生在一个别扭的家庭里。与从小受到爱护与鼓励、被万人追捧的那位仁兄不同，他从小就被以严厉对待。竞争是座右铭，失败更可谓是家常便饭。并且这一失败通常不会被作为“成功的母亲”那般的形象提出，都是在贬低或打击的情绪之下显现。在长期以往的高压之下，他形成了一种独属于自我的渴望——一份在孤独之下徘徊的渴望：与其和他人相处，不如自己独处。远离他者的现实愿景。犹如上瘾一般的他热爱自我审视，想要一窥自我之存在的真正模样究竟如何。只是长期以往的贬低与所谓的失败，致使了他做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选择：他拒斥任何对于自我之存在的褒奖与鼓励，并将它们通通认作为虚假，是不可能存在的幻境。假如我们上面提及的“目中无人”之人，是一个仰赖于他人考量的极端，那么这里提及的便是仰赖于他人之极端的另一面——“目中无人”的另一面。许多哲学家会将其形容为“易碎的灵魂”或“忧伤的苦行者”。而我们在这里依旧应当稍有严肃地拒绝这种带有些许浪漫格调的形容，因为那一“目中无人”的另一面、在那反面之下，隐藏的是一份对于自我之存在的迷茫。个体渴求能够洞见自我之存在本身，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从而忽略了这一审视过程早已被他人影响的事实。矛盾般地认为自己已经隔绝了他人的影响，因而对自我之存在本身产生出了一种悲观主义式的妄想：“世界之丑恶，自我之丑恶。”他会如此这般地做下判断，并拼接出一个自认为已经显现、实则依然模糊不清的自我之存在的模样。毋庸置疑，上面的两个例子正是我们开头提及的、被情绪与欲望左右并做下定义的孤独，而不是真正的孤独本身。

幸好，由于这两个例子的极端，我自认为大多数人都不会处在这两边的任意一边。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在举出这些例子的过程之中，另一个事物随之显现了——它就是“仇恨”。为什么是仇恨呢？原因非常简单，只是因为仇恨总是被我们遗忘。在第一个例子当中，受到万人追捧的个体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仇恨总是会随时随地地、随机的、没有任何预告地出现。一个独立于世间的个体，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喜爱。相反的，假若一个个体自认为受到所有人的喜爱，就证明了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份回旋之中。而在第二个例子当中的个体，则也是忽略了仇恨的事实，也就是并非所有人都会保持中立地对他人做出判断。相对而言，立场与疯狂之下的非理性，几乎会不可避免地引导一个个体对他者做出有悖于自身理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之中，前一个个体忽视了仇恨本身，而后一个个体则走向了它的反面，极力地认可了他人对于自我的仇恨。由此我们更是会发现，被我们提及的这份仇恨，恰恰就诞生于这两种极端之间——诞生于忽视自我之存在本身，以及对自我之存在本身产生无边妄想的间隙里。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期盼着来自于他人的、带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夹杂着符号性质的评判。我们游离在这两种极端之间，造就了无端仇恨与敌意的出现。当我们对他人做下评判时，往往揭示而出的是一份想要洞穿自我之存在本身的渴望。是妄图进入真正的孤独状态的期望。于是便产生造就出了种种盲目的行为。被写作“心直口快”、“快言快语”的对于他人的评判，也就是那份渴望的最为典型的缩影和体现。

也正是因为如此，荒诞才会出面调和这份偏执。因为我们在当下社会景观以及符号性质内容的催使下，太过渴望于、依存于，或者说错误的寄予，从他人身上一睹自我之存在的模样了。这也造就了第三种疯狂的出现。与这一疯狂系列里已经被罗列谈及的两种疯狂都截然不同，它在两种疯狂的下位，更可以说是被它们缔造而出的，所代表的是一种疯癫的行为，一种集体的疯狂。无疑，这种集体的疯狂，在一份洞见自我存在之渴望，也就是孤独以及仇恨的双重作用下显现了出来，下落并成为了被写作“疯狂的行为”。在加缪的著作《鼠疫》当中，这位哲学家就影射过这样的疯狂行为。他这样写道：“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若无其事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疯狂的世界生活过，在那里人被屠杀，就像被打死苍蝇一样天天发生。他们还否认我们经受过绝对意义上的野蛮行径和有预谋的疯狂行为的摧残，否认我们曾受到监禁，并由此而目睹昔日的传统受到肆无忌惮地摧毁。否认我们闻到过使所有尚未被杀的人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他们最后还否认我们曾是被吓呆了的百姓，我们当中每天都有一部分人被成堆地扔进焚尸炉，烧成浓浓的黑烟，而另一部分人则背着无能为力和恐怖的枷锁，等着厄运的到来。”加缪利用一场事件，描写了我们谈及的两个极端，直指出了疯狂的行为，并将其解释为外围事件与景观的仇恨，一旦发展到一定的地步，理性就变为了疯狂。自然，我们的话题很快就会进入到关于这一疯狂行为，以及它所代表的根本精神本身，也就是之前被我们提及的那个“向自我报复”或“向生活报复”的冲动。

毋庸置疑，如果用哲学的术语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独到的切入点——两个字：“自残”。在听到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字眼时，许多人都会带有偏见的幻想，许多与身体性相关联的自发性伤害，就比如割伤自己等一系列在生理痛觉下波澜起伏的自我毁灭行为。确实如此，提起自残就很难叫人摆脱这份已经在医学层面或精神分析领域被规制得当的定论，往往也总是将其直解读成一种边缘性人格障碍。只是在我们今天的语境之中，自残所代表，并不指向可以被归结为病理性的行为。更准确来说，应该是它包含了有着病理性行为的个体，更包含了不被医学领域认作有着病理性行为或与此类似倾向的任何所谓的“正常个体”。例如我们在开头说到的，它显现的是当下社会现实之中的现代人的普遍面貌。

在上一谈中，我们讲述了真正的孤独就是一种自我审视的绝对状态。这种绝对状态表达了人们对于自我探寻的渴求，一份想要一窥自我之存在本身之全貌的渴望。只是在现代社会的资本体系影响之下，渴望往往成为了奢望。我们受到由资本体系建立而起的景观及其符号的干扰，往往会错认自己走向寻找自我的两个极端，或是摇摆在两个极端之间，成为时而行尸走肉、时而犹如幽魂般的盲目个体。在这份盲目之中，欲望也随之被控制起来。我们想要的、想听的、想看的、想争取的或达成的，通通都成为了社会现实的附属品。一般而言，这是无法回避的、带有历史性色彩的、属于全体人类命运的症结。在现实中，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的独善其身，不受滋扰地践行自我个体之存在本身投射而出的理想。只是如今这一问题被放大，或者应该说，它走向异化，成为了一个出人意料也十分危险的模样。

在现实规则以及景观与符号的多重作用下，我们产生了自我分裂的行为，将我们在孤独状态中，也就是将一种在自我审视的绝对状态之下，能够洞见得到的自我存在着本身的部分模样，配合着受到景观与符号的妄想，形成了一个畸变的存在整体，而后将其自残式地进行分割与分裂。其目的是为了能将其更好地以公用性的思维投身，并保证自我个体能够继续生存的愿景。而这种对于自我之存在本身进行分割的自残行为，就是我们所诉说的疯狂行为。其原因正是社会现实要求我们拥有多种样貌，以保证自我的片刻在场。或者说我们出于一个自我保护的目的，在一个自明却不自觉的状态下分割了自我，以保全一个在社会现实规则之下的正常状态。用简单的话语来说，就是以保证我们在他者，甚至是大他者的凝视之下，能被认作为一个“正常人”。换言之，我们在将自我存在以一个受到景观与符号进行妄想而捏合形成的虚假整体之后，此身恰恰就成为了符号本身，甚至成为了景观本身。届时他人自我们身上得到的所谓正常的判断，也就成为了一种不正常的错误判断。也就是说，这一疯狂行为并不是独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浪潮一般的集体行为。这种自残式的自我分割被反映在了社会现实下的、属于自我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上班上学时的我是一个独立的我，亲近自然时的又是另一个独立的我，凝望艺术作品时的我又改变了模样。假如我们有着足够的耐心，去细分生活之中的细枝末节，就会惊讶地发现，自我显而易见地被分割成了无数的碎片。恐怖的地方便在于，那些即使已然被分割的碎片，其整体的模样都是借由我们对于符号的妄想而制作出来的——一个只拥有着部分自我存在着真实面目的虚假整体。

于是，在这一疯狂行为、这一群体的疯狂行为之下，人类默默地展开了报复，一种无意识的报复。诸如经常会被讨伐为哗众取宠的“自我毁灭表演”：“我在此打开直播，为各位上演一出好戏，戏目的全部内容则是个体的我行使一些自我毁灭的行为。锋利的刀子、结实的鞭子，只是这出好戏的道具。真正关键的是，我要各位看见我正在行使着这种行为，以换求一份独特的慰藉。”也许在这种自我审美的迷狂之下，我会认为我做出的行为是为了博取同情，或求得关注，以彰显或求得在两种疯狂之间的自我存在之本身的回应。但也正是妄图揭示自我存在、求得回应的那份盲目，伴随着作为观众的他者的群体的疯狂，揭示出了我这一个个体实则是在向某种不可形容的事物展开报复。报复的对象，可能是除开我这一个个体的所有其他个体，也可能只是我这一个个体本身。就此，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向生活报复”以及“向自我报复”，实则其诉说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事实，它们所描绘的是一种循环。它从向自我报复出发，最终下落在向生活报复之上，又因为那一在符号与景观影响下被我们妄想而出的自我之存在的虚假整体，本就受到了景观与符号的牵制和影响，导致了这一由个体行使的疯狂行为，最终也成为了景观或符号本身，回旋般地再次凝结为了向自我报复的开端。也就是说，我们时常在进行着一些被我们在社会现实下认作为不正常的行为——一种疯狂的行为，而后影响他者不断地综合成属于社会的整体疯癫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属于21世纪的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领域，会做下那样的总结，诉说现代人有着普遍的精神分裂问题。精神分裂这般的定论，听起来可能有些危言耸听，但就像我们在开头提及自残时所强调的解释性领域一样，这一精神分裂，并不只是表达一种病理性的症状。虽然它将那些症状包含其中，但主要指向的是一种集体自明却不自觉的疯狂行为。以加缪的荒诞哲学的观点来看，整个社会现实就是被现实化的一个整体。我们依赖于荒诞才得以生存。就像“自掘坟墓”的那些例子一样，社会现实就是坟墓本身，踏入社会现实也意味着投入死亡的凝视回旋之中。在这份死亡回旋之中，理性谋杀非理性被认为是合理的。就像我们将自我之存在本身分割，以投身至社会现实，也就是死亡回旋之中的那般，强调的是一份理性下的公用性。我需要摆出某一正常的姿态来面对需要我“正常”的社会现实，以求得生存的资本。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非理性从未被真正地杀死，感性的冲动在理性的间隙之中迸发了出来，叫我们行使的那些作为个体的、我们自认为正常的不正常之事。

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一种虚无主义式的观点会盘踞在荒诞的社会现实之中：远离城市，去到城市所建立的所谓“合理与正常”的城墙之外，成为一个不正常的局外人，厌倦甚至排斥合理与不合理的、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只是这种观点在经由这个疯狂谈话之后，会叫我们察觉出一丝诡异的氛围。因为我们深知这一观点既不能解决生存问题，也不能解决自我之存在的疑惑。它只是揭示出了生活的坟墓，那已被我们亲手掘出的死亡。例如虚无主义本身就承载着的矛盾与展现出的极端一样，要么极力地去认可、去肯定，要么极力地去否定、去拒斥，也就是不断地徘徊在“向生活报复”或“向自我报复”的回旋之中。那么，是否意味着虚无，正是在这种回旋之中滋生的呢？答案是否定的。

就像加缪秉持着虚无主义的观点，却展开了自我批判一样。他写道：“从萨德到我们，今天唯一的进展是越来越扩大了一个狭小的地域，即否弃了上帝的人，按照自己的法则，野蛮残忍地统辖着地狱。人们不断朝前推进，针对神性而筑的战斗堡垒的边界，直到把整个世界变成一座监狱。这是一座反对已丧失了全部权力并已被放逐的上帝的监狱。在这个反抗的极限上，人把自己监禁起来，人的最大自由仅仅成了建造恶的囚牢。从萨德的悲剧性城堡到集中营，都是这种最大自由的成果”。虚无主义本身就是一座在两种疯狂的引导下而诞生的、属于精神的监狱。我们要做的只是自发地走出牢笼而已，也就是跳脱出“向生活报复”与“向自我报复”的循环。只是虚无依仗疯狂——那无法以理性丈量的性质——教唆我们，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牢笼无法被打开，循环更无法被打破。因为被现实化的荒诞，也就是社会现实本身，并不向我们提供这个机会。然而，就像虚无主义所体现出的种种矛盾一样，它忽视了人们正在反抗的声音，也忽视了正是种种反抗的行为，建立起了一个被认作为虚无的景观。那一囚禁个体自我之存在本身的牢笼钥匙，恰恰就停留在理性的边界上，是一把在“向生活报复”与“向自我报复”的回旋之中被我们遗忘的万能钥匙。

我们这个小小的疯狂谈话系列就到这里先结束了。如果将话题继续进行下去，想必会跳脱“疯狂”二字本身。自然，我们在之后的谈话系列当中，肯定会将话题继续进行下去的。那我们之后的节目再见了。